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构建做事的能力和自信程度，加强对英语的换位思考引起对口与学习的能力。

此外就是身体的调节气息以及把握宏观的博弈能力，以及明确坚定自己选择的支撑能力。

还有多源流分析公共政策的过程，还需要把思路给理清了。

接下来就是行政法和行政组织、高等教育的论文；以及学术论坛和公共管理论文、读书笔记的完善了。

她在世纪同人的工作虽然起薪不高，但对她来说确实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就看她是否能够转变自己的心态，迎难而上，接受自己的考验了。我觉得可能自己也会在未来实现这样的成功转型，否则我的心智模式还是不够自信和享受成就感。

作业的事情，行政组织要求在六月三十号之前就四个专题中的问题，也就是环境、设计、管理、理论进行一些结合案例的思考分析，要求是行政组织方向的，也就是有组织的思维和脉络，五千字以上，小四号字，有参考文献什么的。我还得写行政法的某个专门问题，打算写怎样在任职的传统文化中进行官员法制意识的提升与自觉，另外就是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案例分析，我为什么要写和案例本身反映的问题。

晚上活动了篮球，打了一会儿，腰还是需要慢慢调理，勇说得对必须要七八分饱就行了。还和他聊了天津等几个城市在外边人看来存在的弊端，天津的地方保护，北京的拥堵，成都的人才缺乏等。下午的课还是能够全副自己去开阔眼界，培养耐心和倾听的能力，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我的凝聚人气和引导自己的学习倾向。毕竟其他同学付出了辛苦的劳动，我得尊重他们的劳动，就像我尊重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一样。

晚上九点多和妈妈聊天，三哥回来，因为嫂子可能肠炎有点问题，还说家里的装修进展还行。我还希望能够把厨房和厕所给做的清洁些呢。向妈妈保证，我会在二十七岁前实现爸爸的劝告：我还没有心智成熟，我得加快速度了，因为我只有三年的时间，为了在这三年中实现良好的成长，享受人生的成就和潜能开发的自我满意，必须尽快调理好胜利的气息，尽快有平稳的凝神屏气，化精炼神的气度。我要为这个家族的健全贡献我的血液和热情，我一定要为实现在父亲灵前端坐，朝向夕阳感叹生命的不确定和短暂后，尽快鼓起勇气奋发起来，勇于挑战自己的自律和身体、精神，为此需要我确立一些规则，哪些是我一直都不能为，哪些是我应该一直为的事情。养好身体和精神，培养自律和勤奋努力投入的专心致志的精神，提升我的交往能力和自信心。

这也是大哥的期望，我希望给他们带来自豪而不是耻辱，我感觉到人生的不确定性给每个人都有一死的恐惧和不信任，但我会发挥我做得最好的那一面，最可靠的那一面。明天上军博，会有什么收获呢？先放松身心，东丽的项目是一直关注的，而且公共政策的作业已经提升了很紧要的关头，必须是在明后天要完成的呢。要继续积累东西和理论水平，再认真一点，再耐心一点，再坚持一点，为了我的成长和自信，为了我的能力的提升，请给予我挑战自己人性的弱点的一次机会，享受内心的喜悦和成功吧。不要再把时间放在不能够孙淑提升我的事情上了，集中精力完成我应该王成的事情吧，我始终要为这些事情付出代价的，我要现在就去努力完成它，这就是我和其他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

注意：1 答案一律书写在答题制纸上
2 题签随答题纸交回

1试述我国行政职能转变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内容。

2从行政领导者作用于行政人员的角度看，可以把行政领导方式分为强制式，说服式，激励式和示范式四类。请你联系自己的工作实践对这四种领导方式进行说明和比较。

3"会海"是我国行政管理领域的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据估算，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一年中大概有40%的时间参加上级各部门召开的会议，40%的时间在本部门开会，只剩下20%的时间处理日常工作。假如你是某单位的领导，请回答你对减少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降低会议成本有何建议。

4行政执行在本质上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过程。在行政执行过程中，既要注意维护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和保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合法权力，又要注意通过法律手段对行政权的行使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请你联系自己的工作实践或社会现实谈一下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吉林大学

注意：1 答案一律书写在答题制纸上
2 题签随答题纸交回

一 名词解释（3'*10）
1行政管理学 2行政组织 3人事行政 4行政职能 5行政效率 6行政环境 7行政领导 8行政授权 9依法行政 10行政决策

二简述题（10'*4）
1简述行政管理与经济环境的关系。
2简述现代行政决策体制的构成因素。
3简述影响行政效率的主要因素。
4简述行政领导的类型及其含义。

三论述题（15'*2）
1试述行政权力的运行原则。
2试论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吉林大学
二零零零年攻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报考专业：行政管理
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办公自动化
考试科目：行政管理学（含管理心理学）
注意：1 答案一律书写在答题制纸上
2 题签随答题纸交回

一 名词解释（3'*10）
1法约尔 2行政职能 3行政文化 4复式预算 5行政决策 6行政咨询 7行政协调 8 OA 9管理心理学与组织行为学 10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二简述题（10'*4）
1一般地说，行政管理满足需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简述西方行政组织理论的演变。
3我国目前行政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简述影响个人能力发展的因素。

三论述题（15'*2）
1试论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2试分析说明管理心理学如何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管理。

吉林大学
二零零零年攻读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报考专业：行政管理
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考试科目：人事管理学
注意：1 答案一律书写在答题制纸上
2 题签随答题纸交回

一 简答题（10'*6）
1概述各国公务员制度的共同特点。
2简析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3简述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的特点。
4简析国家公务员考核的客观公正原则。
5分析我国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意义。
6简述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新陈代谢机制的内容。

二论述题（20'*2）
1结合香港公务员的廉政制度，论述如何加强内地的反腐倡廉，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勤政廉政约束机制。

2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人力资源的开发角度论述我国公务员的培训制度及其意义。
行政管理:
 行政学原理:1.韦伯对行政管理学的贡献
2.政策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3.授权的步骤
 4.行政现代化
5.电子政务的意义
论述:1.行政文化对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意义
 2.你对加入WTO后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认识
管理学:1.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优缺点;
2.从管理学的角度说明'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原因
3.一个组织实际决策时的影响因素
4.用生命周期理论来说明其与领导权变理论的关系
5
论述:1如何参与和管理职工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2公共管理应该借鉴企业管理的哪些经验

毛寿龙

内容提要：公共政策的特色是，不仅要思考，而且还要落实在行动上，认识、选择与行动，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特色。因此之故，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一直滞后于实践研究。最近20多年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发展了很多理论。本文将介绍西方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论，分析其理论发展过程，并以IAPP研究为例，说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经验对于我们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 公共政策理论 本土化研究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

现实生活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为了理解复杂的过程，人们必须借助简单的理论框架。公共政策也是如此。本文将简要介绍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理论，并择要介绍其中两种理论的发展过程，最后将以IAPP理论为例，说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经验对公共政策本土化研究所能够提供的借鉴意义。

一、复杂的政策过程与多样化的理论

一般认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包括如何界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设计选择方案并选择政策解决方案，执行、评估与修订解决方案等。

这一政策过程是显然非常复杂的，其具体表现很多，很多学者恐怕对如下方面都会有共识：一是它涉及到有无数的行为者，包括大小不一的利益集团，不同层次的政府机构、立法机构，还涉及到某个阶段的形形色色的研究者和新闻记者，更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行动者都有不同的价值或者利益，对同一情形有不同的看法，还有不同的政策偏好。

二是表现在政策过程往往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很多即使是不经意制定的政策，其影响往往极其深远。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应付粮食危机制定的临时性的粮食政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城乡二元化的发展格局。从研究角度来看，如果要理解长期的政策过程，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政策的影响，以及政策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并积累有关特定政策问题的科学知识，20－40年的时间跨度是必要的。除非是进行当前即时性的政策研究，一般都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而且即便短期性的对策研究，如果要提高质量和可靠性，也需要有长期的分析为基础。

三是在任何给定的政策领域，比如污染控制或者卫生医疗政策，都涉及到各个层次政府的许多项目，也涉及到社会、企业，甚至是个人的研究和行动计划。人们开始时可能接触到的是一个综合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往往是由无数个子项目构成的。这些子项目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极其复杂的。

四是在很多场合的政策辩论，对问题严重性的认定、原因以及政策方案的可能影响等有很多技术性、价值性的甚至是政治性的分歧。政策过程研究必须关注这些辩论对整个过程的影响。即使在公共空间不够开放的社会里，人们的种种分歧没有浮出水面，但政策过程研究也必须给其以充分的关注，需要想方设法透视和把握没有浮出水面的政策辩论以及分歧。

五是政策过程往往充满政治因素，在价值、利益、资金的数量、强制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多分歧。而且政策辩论往往充满火药味，不礼貌，对证据有选择性，有意误述对手的立场，强制或者贬损对手，以使自己获得优势。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具体政策过程中都是常见的。政策过程研究必须给其以充分的关注。

政策过程是复杂的，人类的思维能力是简单的。分析家为了理解复杂的政策过程，必须把复杂的情景简化。其实人类文明的积累恰恰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实现的。政策研究的发展，也需要忽略一些东西，重视一些东西，把一些复杂现象抽象并进行归类。不同的理论框架运用不同的眼镜观察同一个情形，并且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大家用不同的窗口去看一个东西，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分析不一样，结论也不一样。为了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政策，显然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视角。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公共政策理论虽然已经开发了不少，但迄今为止，成功的公共政策理论却并不多。其原因就是公共政策离现实太近，有力抽象的理论，往往脱离实际，而接近了实际，理论水平又不够。在这一领域里，最为人熟知的理论恐怕就是公共政策过程理论，这是政策分析教科书普遍介绍的理论。该理论把政策过程分为一系列的步骤，如议程设定、政策型构与合法化、政策执行与评估等。[1]该理论在20世纪70、80年代风靡整个公共政策领域，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议程设定、政策执行和评估等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批评，主要观点是：该理论不是因果理论，并没有识别主导某个阶段或者整个过程的原因。没有找到原因，其很多假设都是不一致的。整个理论自然也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实际上只是时间上的流水帐。过程次序的描述往往是不准确的。实际上，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使政策过程的开始，而且很可能会省略其中的某个阶段，或者跳跃某个阶段。这里理论往往具有自上而下的偏见，忽略了执行与评估之间的大量互动关系。把多个周期的、往往是相互作用的政策周期看作是单个政策周期。而且没有考虑到政府是多层次的，好像只有一个政府。

批评者认为，公共政策过程理论过时了，没有用了，需要由更好的理论框架来替代。在笔者看来，过程理论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由于其特别简单，可以把复杂的政策过程简单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概括性，因此依然未人们所青睐，而且即使到目前为止，它依然主导着公共政策分析教科书，尚无任何新的理论能够取代其在教科书中的地位。但是，公共政策领域因此而发展的许多新理论，在研究和应用领域，依然是很有价值的。这些理论，有些已经非常成熟，有些依然在发展之中。如何评价一个政策理论的成熟度呢？美国政策学家保罗·萨巴蒂（Paul Sabatier）提出了成熟理论的四个标准：

l 每个框架必须满足科学理论的框架。其概念与假设必须是相当清楚，并且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必须找到因果性动因，必须给出可证伪的假设，必须在范围上是相当广泛的，可以应用于很多政治体制的政策过程。

l 每个框架必须以最新发展的概念和经验检验为基础，很多当前很活跃的政策分析家必须认为它对于理解政策过程是很有效力的。

l 该框架必须是一种实证的理论，试图解释政策过程。理论框架必须包含显然是规范的因素。

l 每一个框架必须处理很多组因素，如相互冲突的价值与利益，各种各样的信息流，各种各样的制度安排，多样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这些因素对观察公共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一致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这些标准，保罗找到了7种比较成熟的理论：阶段启发理论 （the stages Heuristic）、制度理性选择理论（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多流框架（The 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中断－均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 Framework）、倡导联盟框架（The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政策扩散框架（Policy Diffusion Framework）以及较大数量的比较研究框架（Frameworks in Large-N Comparative Studies）。[2]

这些理论中，政策过程理论是政策研究领域最流行的理论，不过保罗认为此理论不满足成熟理论标准一和二，但由于普遍使用，也算是一种成熟的政策理论。除此之外，当前比较成功的政策理论主要有如下六种：

一是制度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代表了一组分析框架，关心制度规则如何改变为物质性自利所激励的、有意理性的个人。其中有些学者仅仅关心国会与行政机构等正式组织机构的关系，这些研究适合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分析。[3]有些学者的一般框架其范围很广泛，可以应用于分析美国和很多国家的重要政策问题。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理论被公认为是制度理性选择理论中最完善的，而且人们认为在美国和德国的背景中运用得最好，不过最近10多年的经验研究应用表明，这一框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4]根据笔者体会，以及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经验，这一理论框架也可以用于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与公共政策发展的制度基础问题。

二是多流框架（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约翰·金顿(John Kingdon)基于组织行为的“垃圾桶理论”开发了这一框架。该理论把政策过程看作是三组行为者和过程构成的，一是问题流：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问题界定的支持者。二是政策流，对政策问题解决方案的支持者。三是政治流，包括选举与选任官员等。这些流通常是独立运作的，政策企业家可以透过“机会窗（window of opportunity）”把不同的流结合在一起。如果企业家成功了，把政策问题、政策方案和政治家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很可能就是重大的政策变化。[5]这一理论每年在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上有80次的引用率。

三是中断－均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 Framework）。鲍姆格纳和琼斯原创。他们认为美国政策制定的特色是，重大政策变化包含若干相当长时期的渐进变化，伴之以短期的中断。[6]这一框架开始时用于分析立法的变化，后来应用于美国联邦政府预算长期变化。

四是倡导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首创者为萨巴蒂与杰金斯。该理论关心倡导联盟的互动，认为每一个联盟都包括来自政策子系统里不同机构的行动者，他们有共同的政策信念。政策变化是子系统内竞争和子系统外事件的函数。该框架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描绘政策精英的信念系统，分析不同联盟之间政策导向的学习发生的条件。[7]

五是政策扩散框架（Policy diffusion framework），由贝里夫妇（Frances Stokes Berry and William D. Berry）开发，主要用于解释具体政策创新采纳在不同州、国家、或者地方的杂多性问题。比如彩票政策，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都有很大差异。该理论可以用于比较该政策为什么出现差异的问题。该理论认为，政策采纳是具体政治体制特色和扩散过程多样化的函数。扩散框架开始时只运用于美国不同州之间的政策比较。现在开始用于欧盟、OECD成员国以及其他组别的政治系统。[8]

六是大数量比较研究方法(Large-N Comparative Studies)，一般比较的数量超过20个。这一方法源自比较政治学。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流行的一种方法，揭示不同地区政策产出如预算支出的多样性。主要探讨社会经济条件、公共舆论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后来在美国这一方法受到冷遇，但在OECD国家越来越流行。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学生威廉·布罗姆奎斯特(William Blomquist)是制度理性选择的人物，但也应用这一方法。托马斯·戴伊等也是这一方法的重要代表人物。[9]

二、政策理论开发的基本路径

这些成熟的理论框架，对于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要开发中国本土化的公共政策理论，可能还需要借鉴这些理论得以开发的基本路径。对此，20世纪前半叶倡导科学救国的任鸿雋先生早就提出，中国学习西方，不仅要学习科学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学习其追求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0]引进和介绍公共政策理论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引进和介绍成功的西方学者开发公共政策理论的经验。

这些理论开发实践表明，要开发科学的公共政策理论，首先需要搞清楚成熟理论的重要指标。美国政策学家保罗总结西方公共政策理论，认为理论就是一组逻辑上相互关联的假设，用于解释相对一般化的现象。科学理论的标准有5个：

l 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主要的概念界定清楚，主要关系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没有一致性，可证伪性就是有问题的，一组假设的意义就不清楚。这表明，一个科学理论，有清楚的因果驱动因素，并对因果的过程有一个把握。科学理论是因果理论，解释特定模式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找到关键的因果驱动因素，以及根据什么程序或者机制这些驱动因素影响了其他变量。有些不成熟的政策理论的根本性的缺陷就是，没有说明因果驱动因素和程序。

l 某些重要的假设在经验上是可证伪的。可证伪性是把科学与其他人类知识领域如宗教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准。在这些假设逻辑上与其他假设相关的范围内，一个理论未经检验的部分也能够得到评估。

l 理论的范围是清楚的，并且是相当广泛的，尽管随着时间的不同，其范围显然也是可以变化的。

l 理论必须是“肥沃的”，能够产生明显的实践和理论意义，也有不明显的意义，这些隐含的意义超越其原来的范围；每个假设都能够产生很多很多的很有意思的预见。[11]

这些假设相互之间并非没有关系，实际上第三、第四、第五个假设，都与第一个假设密切相关。假设一、二、三在逻辑上密切相关，没有假设一，就没有假设二和三。理论是逻辑上一致的一组假设，逻辑上一致的假设往往富有明显的或者隐含的理论和实践政策意义。实际上，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以说是科学理论最重要的方面，但很多学者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因此其理论往往比较狭隘，缺乏丰富的理论或者政策意义。

制度分析框架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政策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框架、理论与模型的看法也富有启发意义。她认为，一个概念性的框架，给出一组变量及其关系，并为了解释一组现象而得到考查。一个框架可以提供一个变量集，与一个范式一样广泛。不必说明关系的方向，或者给出关键的假设，尽管它也可以这样做。一个理论提供更集中的、逻辑上更为一致的一组关系，包括其方向及其假设，有意识地去试图解释一组现象。它把一些价值应用于某些变量，并说明关系可能因关键变量的值的差异而如何有差异。可能有很多理论与一个一般的概念框架是一致的。一个模型表明了一个特定的情景。在范围上比框架和理论要狭窄，它应该包括一组明确的变量，以及相互之间非常具体之关系的假设。在理想状态，它应该是数学的。[12]

在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种道路，这就是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方法强调从一组经验研究中得到“事实”的积累。这些事实综合进一组连续的比较抽象的假设。这一方法的优点是强调基于事实的观察和分析，其缺陷是，如果所涉及到的是人为的事实，如复杂的政策过程，如果事先没有假设或者理论，很难得到正确的观察。理论发展的演绎方法强调从一组基础性的公理和定义出发，推导出一组比较精确的假设，其中某些可以证伪的。博奕理论是其中的典型事例，很多以高等数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理论，可以看作是演绎方法的成果。该方法的优势是强调逻辑性，其缺陷是事实的重要性往往受到忽视，以简单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模型往往被看作是普遍的真理。

这两条传统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但美国政策学家保罗发现，成功的公共政策理论开发走的往往是第三条道路：学者对现有的概念框架或者理论不满，开发出替代的框架，即初步的框架，来处理其缺陷，逐渐使该框架精致，然后发展成完善的理论。学者受一些观察到的事实的启发，修正现有的理论，或者开发新的理论框架，试图去处理一些问题。前文所述的成功的公共政策理论，都有这样的发展经历：

比如，奥斯特罗姆夫妇创造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的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时对微观经济理论应用于政治行为的解释力量和理论上的优雅有一个一般的理解，但对其支持者忽略制度的作用感到不满意。他们认识到公共选择理论架倾向于假设一组制度安排，但没有认识到这些安排可以由人控制，同样一些人在不同的制度情景中行为会有所不同。在研究公共财产资源时，奥斯特罗姆对哈丁的公地灾难的分析不满意。哈丁认为，给定一组制度规则，当地的牧羊人不可以相互沟通，自己就能够达成一组协议来管理公共财产资源的进入，需要外部力量接入管制和强制实施进入的限制。对这些理论的不满意和满意，激发了奥斯特罗姆夫妇及其同事开发崭新研究框架的设想。从文献上来看，IAD框架首先出现于1982年，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学生威廉·布罗姆奎斯特（Bill Blomquist）的博士论文用这一框架研究南加州的地下水盆地应用于公共池塘资源。布罗姆奎斯特运用这一框架，在美国加州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分析框架应该说是奥斯特罗姆夫妇长期努力的结果，这一努力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且一直到最近，这一努力还在继续进行。

保罗等人开发的倡导联盟（ACF）框架的发展，起始于保罗等学者对如下三个方面不满意：80年代早期政策执行研究有很多分歧，有些人偏好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有些人喜欢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他们不满意于当时政策研究的状况：很多政策学者忽略政策过程中技术信息的作用；在大多数理性选择政策研究中个人的模型过于简单化。[13]

ACF试图开发一组新的综合，组合执行的两个方面的特色，加上政策研究的长期启蒙功能，社会心理学的认知模型，制度影响技术信息的作用等。1983年保罗等在鹿特丹会议上首次公开该理论框架，经过若干年的修正，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次发表[14]。

IAD与ACF理论的发展有很多共同点：早期版本出版后有很多修改；两者都从很一般的概念性框架出发，然后应用于广泛的问题的研究，并且框架越来越精致：IAD发展成为理解所有社会行为的精致的框架，也成为公共财产资源管理的更为精致的理论；ACF已经变成更为整体的框架，或者理论，用来理解现代社会长期政策变化，现代社会具有明显的劳动分工，并且有很多有组织的意见和利益的差异。

不过，并非所有的理论都可以从小范围的框架发展成为比较一般的框架或者理论，IAD与ACF都从比较具体的小范围的框架，能够发展为比较广泛的框架或者理论，与这两个理论本身的特点是相关的：

一是概念与假设非常清楚，利于证伪。空洞的概念与假设，很难证明是错误的，自然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没有学习，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去修正其不一致性，去修正证伪后的关系，或者完善框架，弥补严重的缺陷。定义与假设清楚，可以吸引很多学者去在经验上证明。比如ACF界定倡导联盟是一组人，有共同的信念系统，来自不同的位置，如选任的或者机构的官员，利益集团领袖，研究者等，在一段时间里在行动方面有重要的协调。经验证明，这样的联盟的确又共同的信念系统，信念系统是联盟的共同条件。其中有些理论不是非常成功，比如多流框架，没有明显的假设，其结构和操作化很流畅，证伪很困难。所以很难进行修正。

二是框架或者理论的概念要尽可能抽象。概念越抽象，其范围越广泛，广泛的假设，更可以在某些场合被证伪，在某些场合得到确认。这样可以进一步在经验研究中完善理论。

三是思考因果程序。比如思考A影响B的机制是什么呢？又如何影响C呢？思考因果程序是一般框架发展成为更为集中的、更为逻辑性的相互联系的理论。许多理论，没有发展清楚的因果关系链条，后来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关注。

四是努力改善内部的不一致性与相互联接。比如ACF研究者发现，政策核心信念是界定某个联盟的重要工具之一，对于区分重要的核心政策变化与较小的政策变化是关键的。政策核心与次要方面有差异是ACF的主要假设。开始时ACF并不清楚政策核心概念抽象程度如何，其范围如何。一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发现非常具体的信念是一些联盟的胶水之后，它就成了核心概念。这使得ACF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进一步完善有关信念的界定，并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一个，笔者认为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设计一些长期的研究项目，建立学者研究网络，给出并出版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研究者把它严格地应用于不同场合，进行经验层次的研究。鼓励其他学者在其所专长的领域里也进行类似的经验研究。愿意以经验研究和逻辑分析为基础修正框架。在一个共享的研究项目里发展一个学者网络。

这两个分析框架的创造者都有明确的办法来鼓励形成学者社群：鼓励其他学者严格应用这一框架；评论对这一框架感兴趣的学者的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提供一些激励，如奖励或者出版工作论文等来鼓励这些兴趣；建立研究通讯，组织学术会议，学术报告，读书活动等，组织对该框架有兴趣的学者。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在不同的情境下尽可能运用各种各样的理论，从中比较不同理论的优缺点，并据此来完善自己的框架与理论。

三、IAPP的发展思路

在中国，公共行政作为学科得以发展是1985年以后才开始的。公共政策研究虽然自那时就开始了，但一直到目前为止，公共政策的研究依然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在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开发尤其如此。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中心试图吸收域外公共政策研究的经验，适应中国实践的需要，开发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组织开放性的研究群体，促进中国特色的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15]

IAPP研究中心的任务是，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当代中国背景条件下的治道变革问题。学术上，开发和完善分析框架，相关的分析理论，以及相关的模型。在中国背景条件下发展学术，如发展中国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公共政策理论，或者是政治学的理论。实践上，则是提供有关公共问题的基本知识，尤其是提供有关公共政策之制度基础的知识，理解正在发生的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并不奢望从零开始应用演绎法或者归纳法来开发理论，而是基于现有的理论，遵循第三种理论开发方法，它首先始于若干不满：一是不满意于当前公共行政理论等分析性概念的不明确，不同概念的不明确，缺乏政策检验。二是不满意于当前公共政策理论，无法提供具体问题的分析，缺乏对人的关怀，缺乏对物品或者服务类型的关怀，缺乏对特定价值的关怀，更缺乏对制度基础的关怀。当然，这一研究也始于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学术发展，需要更为严肃认真的发展；中国实践问题，需要有更多的理论开发。

因此，IAPP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现有的政治社会理论、经济理论、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而且特别关心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治道变革问题。IAPP理论传统的分析本身都很有价值，但我们发现，这些理论的概念与假设的边界，不同理论与方法的连接点，不同分析层次的关系，似乎并没有人给与足够的关注。

IAPP理论首先关注有关人以及人群属性的理论。认为，人们对政治的界定（权威性分配、经济的集中、冲突的最高形式等），对经济的界定（追求追大化的、节约），对道德的界定（公而忘私，利他，德性，正当性，合乎规范等），都说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不同的界定缺乏一致性，没有清晰的边界或者界限。现有的有关人性的理论，往往着眼于善恶的讨论，或者着眼于劣根性或者根本性质的讨论。其改造人性、改造人种的政策建议不是愚昧可笑，就是根本上是反人道的，往往带来了更大的灾难。IAPP力图清晰地界定政治、经济与道德，使其更加清晰，相互之间的边界更加确定，并更具有可分析性，但也认可通常意义上的界定，并与之作比较，以此开发出IAPP政治分析、经济分析与道德分析的方法，以此开发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与道德理论，并用于规范理论分析。以此开发出有关人的属性的规范和实证的理论，包括人群属性的规范和实证的理论。进一步开发出有关政府、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经济与道德理论，尤其是制度理论。

IAPP理论的第二个任务是关心开发和运用物品属性理论。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很少用于专业的政策分析。IAPP进一步总结和完善物品属性的规范与实证理论，并重新检验这一传统的学者所开发的理论，并在政策层次上进行检验。

IAPP重视科学的方法，但并不因此而排斥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并不完全排斥一些超人类的价值（如生态主义价值）。IAPP认为，人类生活充满了很多价值，但IAPP更偏好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基本权利、自主治理、契约民主、宪政法治、自由市场等等。并在人道的意义上探索这些价值对于人的完美生活的意义。IAPP还将力图避免很多理论以及政策在价值上的不连续性问题。

IAPP关心人类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尤其关心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IAPP的制度分析，考察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但重视人的行为对制度的影响，人可以基于自己的认识，设计选择不同的制度，并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影响制度。IAPP的制度分析，不仅仅考虑个人层次的制度，还考虑集体层次的制度，更考虑立宪意义上的制度安排。个人的行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能很容易影响制度；但在集体层次上，在立宪层次上的影响，却要少得多。

IAPP的制度，指的是个人的或者集体的行动规则，从价值、事实与逻辑，三个层次上去界定。任何现实的制度都有其特定的价值，与人类的生活事实联系在一起，并且都有特定的逻辑。

概括起来说，IAPP关心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方法，分析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问题。

这一研究的事业，不仅需要学者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官员和企业家的集体的努力。据此，IAPP努力创造学思人生，建设学者社群。这一社群运用一个一般的分析框架，以及基本的理论与模型，不断发展与完善。这一社群将进行各个层次的逻辑的与经验的研究，包括实验室的人类行为研究。该社群鼓励各个方面的学者也进行类似的研究，通过网站、网络提供信息，通过学术会议、学术报告、读书活动、学术信息等，建立开放性质的IAPP社群（IAPP Community）：学者、学生与实践者都可以自由参加，鼓励自主治理的学术活动。与此同时，IAPP社群还组织一系列的写作与出版活动,如译丛、文库、工作论文系列等等，组织认真、严肃的研究小组活动。这些学术活动将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读书、学习、思考、写作的人生选择，在这样的人生中，遵循谦虚、人道、宽容与幽默的生活原则，处理与不同意见的学者之间的关系。它意味着IAPP群体在人类的文明面前，在其他学术传统面前保持一种谦虚的姿态，对所有的活动都抱着一种人道的态度，对所有差异与不同，甚至是反对，抱着宽容的心怀，在严肃认真之余不失幽默的品格。不进行冲突性的批评，而是建设性的建议。不努力寻找不同，而是创造性的学习，寻找其他传统的努力与IAPP传统的连接点。

IAPP作为笔者个人的学者兴趣，可以说至少已经酝酿了10年，但希望通过一个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官员、企业家和学生自愿组成的研究社群(IAPP Community)共同推进研究和实践的概念，则起始于1997年底笔者在英国访问时期。1998年2月8日笔者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把这一设想实施在IAPP网站上。这一本土化研究的努力，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逐步思考与选择的结果，并非一开始就自觉有意地去学习西方学者的做法，但西方学者成功努力的影响痕迹依然是非常明显的，由于西方学者在这些方面的做法非常成熟，而且富有成果，总结西方的经验，更好地向西方学习，显然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更好地提升中国本土化的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水平。

当然，中国学者在理论开发过程中学习西方是重要的，但从中国的传统中整理本土的理论开发资源，也是新一代中国政策分析学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说天道运行，刚强劲健，君子亦应如此，坚强振作不断努力，据此可以说，每一个学者的不懈努力，是中国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基础。《周易》还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说君子应当效法大地的厚实和顺的德性，容载万物，君子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解决疑难，以宽厚仁恕之心待人接物，实行学问。据此可以说，中国的政策学者也可以兼容并学，学习西方，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聚、辨、居、行。《周易》的为学之道，与《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有同工异趣之妙。中国古代治学方法的精神，与现代西方学者发展其成熟理论的方法，在精神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以中国古代的传统为基础，兼学西学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发展开辟崭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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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新近翻译出版的教科书，均运用了这一理论框架。比如帕顿、沙维奇：《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孙兰芝等译，宁骚校，华夏出版社，2002年；威廉·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谢明等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而国内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以这一理论为框架的。

[2] 参见Paul A. Sabatier(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Westview Press, 1999.保罗约请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或者很有研究的学者专文介绍这些理论，此书收集了这些介绍文章，有兴趣者可以参阅。

[3] 主要文献有：Terry Moe: “The New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November 1984): 739-777; Kenneth Shepsle: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 (1989): 131-147; Gary Miller: Managerial Dilemma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等。

[4] 重要论文和著作参见Elinor Ostrom: “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Public Choice 48: 3-25(1986);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文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Elinor Ostrom, Larry Schroeder and Susan Wynne: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中文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和詹姆斯·沃克：《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陈幽泓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Elinor Ostrom, Roy Gardner, and James Walker: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ess, 1993等。

[5] John 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4.

[6] Frank Baumgartner and Bryan Jones: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7] Paul Sabatier and Hank Jenkins-Smith: Symposium Issue, “Policy Change and Policy-Oriented Learning: Exploring and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Policy Sciences 21 (1988): 123-272. Paul Sabatier and Hank Jenkins-Smith: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8] Berry, Frances Stokes, and William Berry: “State Lottery Adoptions as Policy Innovation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June, 1990): 397-415; “Tax Innovation in States: Capitalizing on Political Opport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August 1992): 715-742.

[9] William Blomquist: “Exploring State Differences in Groundwater Policy Adoptions, 1980-89,” Publius 21 (1991): 101-115.除此之外，重要的文献还有Thomas Dy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6; Thomas Dye: Politics in States and Communities, 7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1; Ira Sharkansky: Policy Analysis in Political Science. Chicago: Markham, 1970; Richard Hofferbert: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Indianapolis, Ind.: Boobs-Merrill, 1974等

[10] 智效民：“任鸿寯的启示”，《博览群书》，2003年第一期，第11－12页。参见任鸿寯：《科学救国之梦――任鸿寯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11]参见Paul A. Sabatier(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Westview Press, 1999.

[12] 参见Elinor Ostrom: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An Assess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edited by Paul A. Sabatier, Westview Press, 1999, 39-41.

[13] Paul Sabatier: “Top-Down and Bottom-Up Model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Critical and Suggested Synthesis,”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6( Jan. 1986): 21-48.

[14] Paul Sabatier and Hank Jenkins-Smith: Symposium Issue, “Policy Change and Policy-Oriented Learning: Exploring and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Policy Sciences 21 (1988): 123-272. Paul Sabatier and Hank Jenkins-Smith: Policy Change and Learning: An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但是，当西蒙提出“管理就是决策”的论断时，无疑是对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下构建起来的理论范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行政作为公共政策的执行，实际上是体现在公共行政的日常管理中的，行政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所承载的管理活动，把行政与管理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了这个学科的自然约定。在西文中，行政可以理解为管理；在中文里，行政管理是被作为一个复合词看待的。既然在政府活动的意义上，行政与管理是等值的，那么在西蒙的“管理就是决策”的论断中，就包含着这样的含义：即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公共政策制定的内容。

　　从行政学的角度看，西蒙关于“管理就是决策”的论断的革命意义就在于逻辑地提出了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科学与价值的统合问题。尽管在微观的管理活动中，管理学家们强调确定目标的科学依据问题，但是，认真地考虑起来，任何目标的指向都只能从价值的意义上来加以把握。而且，我们可以说，目标本身就是一定的价值体现。管理活动愈是在宏观范围内展开，其价值特征也就愈益突出。所以，任何决策都是以突出价值因素为特征的，无论怎样强调决策的科学化，都无可否认决策的价值考量和决策的价值旨归。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来说，价值考量和价值旨归无论何时都是首要的，问题是传统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是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孤立开来了。西蒙的论断却打破了这种二元分立的神话，虽然他并没有对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发表意见，但当人们认为决策与执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时，实际上是逻辑地包含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统一过程的内涵的，而进一步的逻辑推论就是，科学与价值是相统一的。遗憾的是，西蒙的这一论断对于行政学的革命意义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地意识到，人们往往是从一般管理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西蒙的。这对于行政学的发展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20世纪的后半期，公共政策科学得到了显著发展，甚至有人认为公共政策科学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门独立于行政学和政治学的专门学科。但从它在总体上接受了行政学的科学追求这一思路来说，它并没有走出行政学为它框定的界域，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政策科学实际上是在科学的名义下牺牲了公共政策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的完整性，这也就是公共政策科学与实践相分离的根本原因。以至于这门科学现在已经走上了反科学的方面，以案例分析来取代科学的思考，以案例陈述代替科学理解。即使是这样，也不得不为了科学理解而精心地挑选案例，做一些削足适履的工作。当然，案例是完整的整体，不管对它进行怎样的科学加工，也无法掩盖其所包含着的价值因素。这也反过来证明，真正能够称得上科学的公共政策科学必然是包含着科学与价值的有机整合的。

　　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提出，为行政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方独立的领地，使它不再以政治学的附属学科出现。其实，行政学在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面前，常常有着学科边界不清的尴尬，它无法以研究内容来为自己划界，而只有以研究对象为自己划界。这就说明，单纯把行政定位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上，并没有赢得行政学独立发展的空间，反而限制了行政学的发展，使它无法包容一切涉及价值因素的研究内容。不仅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是这样，而且对于实践来说也是有害的。有时我们想，如果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提出，不被理解成行政学的发展契机，而被理解成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矛盾现象的解释，可能会更加合理一些。可惜的是，威尔逊不满足于理解现实，而是极力想为实践找出理论根据，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方面有着强烈的民主要求，而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了权力日益集中的集权体制，把这种情况看作为现实矛盾，寻找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可能就会出现另一种结果。但是，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提出，是肯定了这一矛盾的现实，并根据这个矛盾的现实来把行政之研究专门化，以至于在这种研究指导下的行政实践，走上了片面追求科学化的道路，并杜绝了公共行政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如上所说，公共行政的活动不仅仅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而且也时时包含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完整的公共政策过程的实现。在公共行政的领域中杜绝了民主，也就意味着公共政策在很多情况下是属于个人专断的结果。而常识又告诉我们，个人专断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这样一来，那种用工具理性去祛除价值理性之魅的科学化追求不正是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了吗？

　　认识了上述问题，我们就可以明确，公共政策科学是与行政学一体的，是一门科学；公共行政的实践无非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完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与价值必然是统合于一的。这一点应当成为当代公共政策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基点。

　　从我国的公共政策实践来看，改革开放后，才进入科学思考的视域，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来说，当然还有着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所存在着的公共政策供给不足，都不是在公共政策科学化的追求中可以解决的，相反，恰恰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的淡漠所造成的，是价值的缺位造成了公共政策供给上的不足。所以说，不仅在公共政策科学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根据科学与价值的统合原则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理论，而且我们更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实践上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一切从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出发，政府把公共政策的供给作为为社会为公众服务的手段，为了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去追求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尽可能在公共政策的需求、生成和供给的过程中广泛吸纳公众的参与。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06期

比如中国一句老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认为就是对市场信用经验的常识性解读。首先，借人钱财要还，是最起码的市场道德标准。不是高得够不着的圣人举动，而是普通人也可以讲的是非和“好坏”。重要的是，“好借好还”后面跟了一句“再借不难”，构成一个因果链。守信行为有好报——下次有借贷需要的时候，因为上次守信用，兑现过承诺，再借就不难。
　　这条朴素的“信用教义”，厉害之处在于有一个反面的含义。倘若借人钱财不还，那就再也没有借钱的机会了。总有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时候吧？失去了再借钱的机会，对未来生活或生意的影响，小孩子不懂，但对有生活经验的成人，一点就通。逻辑很简单，无非将心比心。你借出的，别人总不还，你还会再借出吗？

　　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信用道德就是这么简单。集市上卖鸡蛋的小贩为什么不骗客？求回头客——再借不难也。骗人一回，人家再不光顾，倒霉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脾气暴躁常打老婆的师傅，对顾客总是那么耐心周到？他知道竞争者随时可以进来，要靠服务态度留客，否则没有饭吃。以为在市场图利的就一定没有道德，实在忽略了这些现象里的含义。

　　用比较正规的术语，“好借好还”是“第一方监督”，也就是交易人的自我约束。这监管的能量来自内心、来自良心。其经济含义就是不守信要加付一个心理成本，寝食难安，总觉得不对头。“再借不难”呢？就是“第二方监督”，即来自交易对手的监督。一旦一方自我的道德约束不起作用，违约背信，对方以“不再借”作为惩罚。
　　传统智慧的缺点，是没有注意到在上下交征利的市场里，仅有第一方监督和第二方监督，还是远远不够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纵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难免有失灵的时候。比方“小借小还，大借不还”，怎么办？就是借了不还的利益，大过再也借不到的损失，靠什么约束行为呢？再比方，脱离了固定的交易圈子，连续的行为就变得不连续，既然不还山东却仍可以从河南借到，为什么还要“好借好还”？
　　第三方监督不可或缺。就是说，在交易双方之外还要有独立的第三方，专司中介、见证、仲裁和强制执行之责。没有第三方监督，“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一旦失灵，市场交易就无以为继。不难推断，越是大范围的交易、复杂的交易，流动性高的交易，越要依赖第三方监督。
　　这才是传统中国的薄弱环节。大体有几个成因：
一是官家直接控制买卖，政府本身不独立于市场交易之外，裁判踢球，人们到哪里去找独立的第三方？
二是幅员辽阔，天高皇帝远，政权服务无法深入民间，只好搞以德治国，劝大家不要斤斤计较，与市场实际完全脱了节；
三是法治糊涂，尤其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和平衡，公权很容易变异为官员腐败的机会。
史家有论中国的幅员和自然资源条件，早该成为工商大国，结果到明清末年，跨省长途贸易的比例还是低得可怜。追究起来，人文制度因素要负很大的责任。
　　俱往矣，中国重走大规模市场之路，必克的一座城池就是重建信用。此事说难极难，说易也极易，就是传统的中华文明智慧外加一个法治。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已经超过了25年，经过这20多年的高速增长，许多中国经理虽已成为地区或国家级公司的负责人，但是仍然缺乏能够让他们的企业与全球巨擘分庭抗礼的管理技巧。而西方公司在设法挖掘拥有13亿中国消费者的庞大市场时，也迫切需要通晓中国问题的本土经理，而这一点却是训练有素的西方经理所望尘莫及的。

据麦肯锡公司预计，从总体来看，到2010年中国对具有国际背景的高级经理的需求将达到7.5万人，这比中国目前拥有的高级经理人数足足多了7万有余。而这一培养计划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奇迹能否持续。“过去，绝大多数中国公司都是本土企业。而现在，它们业已成为全球领域的竞争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张维迎说，“如果缺乏专业化的管理技能，这些企业将难以生存。”

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MBA项目数量增长了9倍以上。过去，许多中国学生为获取MBA学位竞相留学海外，而如今他们却更愿意留在国内。对这些学生而言，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接受MBA教育培训，并获取与国外殊无二致的学位，可以避免因漂洋过海而将事业以及在商业交往中建立起的个人关系荒废两年，甚至更长时间。28岁的邹沛君前不久刚刚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毕业，她说：“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如果选择现在离开，我会因为错失了当前的发展机会而被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的新生代管理阶层并不缺乏前进的动力。清华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堪称推动中国管理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源动力。在清华大学钱晓军教授的管理交流课上，尚无多少经验的MBA学生相互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只有一个——找工作。面对未来咨询顾问们连珠炮般的提问，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职于某国际知名咨询公司的一位研究分析师透露了一些这家顾问公司的面试技巧。随后的小组讨论由一位曾经被美林公司拒绝的中国台湾学生、一位就职于高盛公司的纽约大学的交换留学生，以及一位身着衬衫、领带而且还在为毫无着落的工作问题疲于奔命的中国学生组成。“如果你希望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一生的命运，”钱晓军对他们说，“你必须发奋工作。”

事实上，仅仅是报考中国著名的商学院就是一次艰苦的磨练。由于审批方式的特殊性，学生每次通常只能报考一所院校，因此这些踌躇满志的经理们一旦被拒绝，就会耽误至少一年的时间。此外，入学淘汰率也相当高。以北大国际MBA项目为例，即将入学的2005级全日制新生的GMAT平均成绩为664分，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商学院的入学成绩相同。清华大学2004年的入学率为16%，其严格程度与沃顿商学院不相上下，与哈佛大学相比也只是略逊一筹。
对于最难考取的商学院而言，跨入其校门只是完成了一半挑战。清华大学MBA一年级学生每学期通常要修8门课，其中6门课是美国的标准课程。学期结束时，许多课程还分别要求学生完成一篇约50页的论文。闲暇时的即兴足球赛或篮球赛，甚至是一次讲演都是学生们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在清华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IMBA项目中负责讲授公司财务的狄瑞鹏教授说：“这里的学习气氛相当紧张。”
与MBA项目相比，EMBA项目的受欢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美国，EMBA项目吸引的大多是事业前景光明的中层经理，而在中国，EMBA学员绝大部分是国内企业的高层领导。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项目的550名学生中，有超过60%的学生是各自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董事长或总裁。这个教育项目吸引他们的原因之一是有机会学到可以立即应用于公司管理中去的西方管理技巧。学生们也同时利用EMBA课堂来进行商业谈判、招聘人才，甚至是组建新的公司。有些时候，这种商业大腕云集的课堂也很难管理。中国农科院与依阿华大学合作创办的MBA项目的一位学校官员说，有一位学生在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后，曾试图让自己的秘书代替他完成剩余的课程。有时学生还会在课堂上聚在一起，并在无意中泄露本公司的商业秘密，而他们往往根本没能意识到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此时就坐在不远的座位上。

与美国一样，中国的商学院是通往富裕生活的敲门砖，但是只有那些可以负担得起巨额学费和生活费的少数人才能得到这块敲门砖。中国的MBA学费平均高达2.5万美元，而EMBA项目的学费甚至超过了4.5万美元。由于员工流动频繁，公司不再愿意为他们支付如此高额的学费，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筹学费。许多学生说，他们通过亲友的资助支付学费。此次调查发现，贷款学生的平均债务负担大约是2万美元，一位债台高筑的学生说他的贷款已经超过了5.5万美元。
即使面对的是知名商学院的毕业生，人才招聘者仍然表露出一股明显的失望情绪，他们表示，许多毕业生缺乏足够的英语沟通技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往往不愿意从事基层工作。如今，MBA学生的期望值已经开始逐步降低。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东亚区人力资源总监史原说，公司今年招聘的两位MBA毕业生都是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干起的。她说：“过去几年，MBA学生对自己的期望值非常高。现在他们已经预感到自己必须从基层做起，而且我们的工资待遇也在逐步趋向合理化。”

中药老字号重新吆喝
中药老字号们正在试图恢复它们昔日的魅力，可望将这种魅力转化为盈利。多年以来，他们一直被掩盖在脑白金等新贵们的光芒背后。
　　11月18日，广州药业下属的潘高寿药业以近5000万价格成为中央电视台2006年广告招标的医药保健领域的第一名。同仁堂、云南白药、江西仁和、贵州同济堂、西安亨通这些百年老字号品牌第一次在央视招标会上集体涌现。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董事长王明辉上任之后，推动了云南白药的一系列产品创新。围绕止血这一核心功能，开发出白药膏、气雾剂等众多止血类衍生产品，将单一品种做到极致。现在，云南白药的产品群开始横向衍生，2005年推出以牙龈止血为特点的白药牙膏。云南白药副总裁杨昌红告诉本报：“云南白药将围绕这止血的核心功能，从广度深度来扩大产品群。随着科学的进步，一系列的产品会出现，但始终还是围绕功效和疗效来开发。”
广州药业
　　对于知名产品群较为丰富的广州药业和同仁堂，营销方式的改变和产品的二次创新同样重要。潘高寿重金投入央视可能只是广州药业的一种试探。广州药业拥有十余个和潘高寿、王老吉不相上下的老字号品牌。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目睹了香港同兴药业在取得王老吉的品牌经营权后，将略带苦味的地域性极强的药效凉茶，变成了面对全国市场、红色包装的甜味功能性饮料，销售额增长了10倍以上。本报从广药集团了解到，“潘高寿的营销经验在整个广药集团推广。”在广药董事长杨荣明的布局中，“走出华南开拓全国市场”和“品牌的二次开发”是接下来的两步大棋。
同仁堂
　　拥有中药产品最多的同仁堂同样把营销方式的变革作为重点。同仁堂正在用“百千万工程”（培育百名营销经理，派出千名OTC代表，控制万家销售终端）的方式占领全国市场的终端。此外，同仁堂实行了首席品种经销制，让经销商选择独家经营某个产品。实行这一制度的13个同仁堂下属药品品种中，12个创造了历史销售最高水平。
　　而划定国内推广模式之后，同仁堂已经把眼光放在350亿美元之巨的全球草药市场。同仁堂副董事长梅群对本报记者说：“下一步我们要在世界上开办100家分店。欧盟地区作为西方的主流社会，是我们下一步的一个主攻方向。同时，目前我们在北美地区的分店相对比较少，进一步加大整个北美地区的开发力度。我们也考虑把欧美连成一气，还有俄罗斯，然后再继续扩大到中东和阿拉伯地区。”

老字号为什么成功
　　这几家近年来表现优异的中药公司，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成功？
　　一个相似之处是，变革总是在领导人的推动下进展，尤其是广州药业和云南白药，他们的董事长杨荣明和王明辉在这两家公司近年来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合，创新和变革都在他们的推动下进行。
　　“这也许是机制问题。”光大证券的医药行业分析师袁璐说，“广药和云南白药的产品，普通员工和管理层与过去相比大体上都没什么改变，但是就是随着杨荣明和王明辉的上任，才出现了显著令人乐观的增长和变化。”
　　“但机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袁璐又补充说，“真正的原因或许是，这些上百年的中药老字号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产品生命周期，国人非常的认可，这恐怕是最根本的，而恰恰又遇上了能干的管理层。”
　　产品力专家张殿建说：“老字号的回归是生产制造不能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新兴公司的产品可能不比老字号差，但是现在整体社会的需求是开始追求文化产品，老字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文化底蕴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感。这些复兴的老字号是能干而又幸运的，他们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了大众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太早做就不行，其实过去广州另一家凉茶老字号邓老凉茶也尝试过走今天王老吉的路线，但是王老吉成功了。”
　　老字号在医药业内来说，品牌可能就是敲打陌生市场的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兴业证券的医药行业分析师王斌说：“老字号品牌在业内都是很有影响的，开拓全国市场会有很多的便利。只是过去老字号的中药公司营销都做得不太好，而且常常把目光放在传统地域市场之内，现在越来越注重营销和全国市场。”

老字号为什么成功
　　这几家近年来表现优异的中药公司，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的成功？
　　一个相似之处是，变革总是在领导人的推动下进展，尤其是广州药业和云南白药，他们的董事长杨荣明和王明辉在这两家公司近年来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合，创新和变革都在他们的推动下进行。
　　“这也许是机制问题。”光大证券的医药行业分析师袁璐说，“广药和云南白药的产品，普通员工和管理层与过去相比大体上都没什么改变，但是就是随着杨荣明和王明辉的上任，才出现了显著令人乐观的增长和变化。”
　　“但机制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袁璐又补充说，“真正的原因或许是，这些上百年的中药老字号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产品生命周期，国人非常的认可，这恐怕是最根本的，而恰恰又遇上了能干的管理层。”
　　产品力专家张殿建说：“老字号的回归是生产制造不能差异化的必然结果。新兴公司的产品可能不比老字号差，但是现在整体社会的需求是开始追求文化产品，老字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文化底蕴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感。这些复兴的老字号是能干而又幸运的，他们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了大众对这类产品的需求。太早做就不行，其实过去广州另一家凉茶老字号邓老凉茶也尝试过走今天王老吉的路线，但是王老吉成功了。”
　　老字号在医药业内来说，品牌可能就是敲打陌生市场的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兴业证券的医药行业分析师王斌说：“老字号品牌在业内都是很有影响的，开拓全国市场会有很多的便利。只是过去老字号的中药公司营销都做得不太好，而且常常把目光放在传统地域市场之内，现在越来越注重营销和全国市场。”
谢恩·罗比森和马略·哈斯　　
　　惠普CEO马克·赫德在裁员的同时，将更多的权力交给核心员工。首席技术官谢恩·罗比森和负责公司战略的马略·哈斯领到了他们的“作业”：设计惠普公司未来的增长蓝图。两人声称，公司的首要战略是在现有产品中挖掘增长潜力，而非开展新业务；而投资战略则是缩小投资面、同时增大每项投资的额度。据称，惠普将在核心业务——服务器、存储器和电脑管理软件等业务领域增加一倍的投入。　　
　“如果你不相信别人，自己就会累死；而用人，会被骗，但总不会骗光，总是有一些人是靠得住的，即便1/10的人出问题，但总账还是会赢。”
　　——施振荣谈用人之道。